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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上任第一天起，他和主流媒体之间的言语纷争就没有停歇过，他公然宣称记者是“地球上最不诚实的人”，指责“如《纽约时报》、CNN、CBS、NBC这种制造假新闻的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诚如特朗普自己所说，他“正在和美国媒体展开一场持续性战争”。

那么美国媒体是如何应战的？主流媒体如何持续报道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客座教授Bill Berkeley继2017年3月17日“特朗普时代下的美国媒体”演讲后，时隔六个多月，再次来到武汉大学就以上问题分享他对“特朗普时代下的美国媒体”的进一步研究。Bill Berkeley先生自1999年以来一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教授国际新闻。曾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做客座教授。今年11月开始，他将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富布莱特学者。在加入新闻教育之前，他曾是《纽约时报》的社论记者和调查记者，曾为《大西洋周刊》做过驻非记者和中东驻外记者。已出版三本著作，包括关于非洲战争和种族灭绝的《The Graves Are Not Yet Full》。

媒体的挑战和春天

谎言贯穿了特朗普的任期。《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员罗列了特朗普上任6个月以来的800处错误或误导性言论，《纽约时报》的事实核查员罗列了政府部门在医疗制度方面多处错误或误导性言论。除了煽动反移民潮、反穆斯林和种族歧视情绪，特朗普在推特上将记录他谎言的主流媒体称为“骗子”，以偏激的言论和毫无根据的攻击破坏新闻业的基础，混淆谎言和事实。美国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特朗普时代，对真相的探索就像一个战场，记者在这个战场之上，何时可以把一个谎言称为‘谎言’？如何将事实和谎言区分开来？

从另一面来看，当“真相”再次变得稀缺，其价值即会再次凸显。Bill相信，正如历史上记者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在冷战期间揭露麦卡锡掀起“红色恐怖”的事实，现在主流媒体也在拆穿特朗普的谎言，“这是我们的默罗时刻（It is our Murrow Moment）”。

主流媒体持续调查“通俄门”

自大选结束后，美国媒体对俄罗斯介入竞选的怀疑就没有停止过。情报局甚至极为自信地宣称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介入操纵美国大选，干预情报机构、国会和媒体。疑虑源于特朗普及其团队无休止的谎言：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此前否认与俄罗斯有联系，却被查出与俄罗斯外交大使谢尔盖·斯基利亚克秘密通话，并因此事件在任职三周后被解雇。Bill对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特朗普解雇弗林是为了隐藏什么？如果他的团队是清白的，为什么回避公开调查？如果弗林和俄罗斯大使的通话是正当外交，他为什么要对此说谎？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特朗普为什么不公开其纳税申报单？

美国人坚信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可侵犯的。“水门事件”表明新闻业在发布国家安全机密方面有一定权力。在特朗普与俄外交部长、俄驻美大使会面之时，却没有一家美国媒体被允许进入，媒体报道仅能依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Toss）的新闻二次报道，对新闻图文中特朗普言行的动机一无所知。《华盛顿邮报》记者Anne Applebaum这样解读这则新闻：特朗普和俄罗斯的合作源于双方的共同的虚伪和贪婪，“特朗普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使他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俄罗斯警察将抗议者关起来，使他们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2016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的竞选经理保罗·马那福特秘密收取了普金支持的乌克兰领导人几百万美元现金，随后，保罗·马那福特被解雇，似乎金钱交易是特朗普“通俄门”的主导。媒体曝光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其子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官员秘密往来，在邮件通信中，当被告知俄罗斯正为特朗普寻求高水平协助时，小特朗普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I love it”。当纽约时报就“邮件门”事件采访小特朗普时，他试图为自己的意图辩解。谎言被拆穿后，小特朗普坚持声称会面的清白。报道称特朗普参与起草了这次误导性发言。目前，媒体怀疑俄罗斯对特朗普的协助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提供经济援助。俄罗斯为特朗普的房地产和卡西诺生意提供资金，帮助其洗钱，使他得以免于破产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二是利用社交媒体为特朗普赢得选票。特朗普团队提供网络数据，以便俄罗斯介入干涉美国大选。

尽管领导调查特朗普通俄事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卡米被特朗普解雇，有关“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继续。司法部现已指独立检察官罗伯特调查特朗普儿子邮件“通俄门”事件。同时Bill认为，特朗普的总统地位暂时不会动摇，尽管有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先例，美国历史上却未出现过任期内被弹劾的总统，但他对特朗普的连任表示并不乐观。

最后Bill表达了对主流媒体未来的期望，预计这是调查记者最好的时代，“没有一个总统比特朗普更加妖魔化媒体，不过也没有一个总统比特朗普更能提升媒体记者的地位。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信任我们。”

Bill的演讲引发了现场对美国媒体的进一步思考，听众踊跃发问，主要围绕着特朗普团队、美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美国媒体的事实核查机制以及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举措（如促成TPP）的深层原因。谈到社交媒体上的“后真相时代”这一问题时，Bill认为对社交媒体言论的检查正是特朗普所追寻的，也是美国媒体正面对的一个潜在威胁。那么美国的社交媒体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了吗？“我们仍不知道答案。”Bill说。 

Bill 教授于今年10月获批美国富布莱特项目资助来我校讲学，除了参加二次珞珈新闻与传播论坛秋季学术报告会以外，还将在我院进行为期六周共十二次的教学活动，参与《现代媒体前沿》、《中西新闻比较》、《跨文化传播》等硕士、博士、留学生的课堂授课，期间还将参加第九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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